颜知己,才是我唐诚最大的幸事和收获。”
唐诚淡定说:“余下的事。就听天由命吧!”
唐诚再想收回来,真是收不回来了。第二天,甘南省召开一个全省经济发展工作会议,全省厅级干部都参加了。按照惯例,这个会议设主席台,省委常委一班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坐。
可是今年的经济会议改了,直接由周希良主持,陈步荣参加,根本就没有通知唐诚。
而后,唐诚是在电视台上,看到了全省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,周希良和陈步荣分别讲了重要意见,陈步荣发表了《多快好省建设甘南经济,迎接新挑战新起点》的重要讲话。却没有唐诚什么事。
这就是一个信号,这个信号标识着,唐诚即将要退出甘南政治权力中心了,人家已经在蔑视唐诚了。人家再给甘南人民造成一个共识,唐诚已经即将离开。
唐诚看到这个新闻,说句心里话,心里是酸酸的。
就在江湖上,唐诚即将离开甘南省长,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。这种事,也传递到了华夏国重要领导人的耳朵里。
华夏国中组部的首长,手里拿着唐诚发表的佛学文章,走进了华夏国主席的办公室,恰巧的是,华夏国老总也在。
组织部的首长,先是汇报了其他省份的人事调整工作,以及个别人事安排工作。最后,提到了唐诚。
组织部首长说:“主席,老总啊。下面,我汇报一下唐诚的问题,这个唐诚,真是让人捉摸不透,他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,第一个,华夏宗教事务局的年羹书,确实是向我们组织部门递交了提前退休请求报告,并且郑重向我们推荐了唐诚,接任他的职务。第二个,这个唐诚,真是署名在我们国家佛学刊物上,发表了多篇署名文章,谈了他对佛学的认识。对于这个情况,我们也吃不准啊,不敢定夺,特别来请示一下首长们的意见。”
华夏国主席听后,淡然笑了,他讲到了一个历史典故,他说,1939年春,周总理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。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、演文法师为首,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——“南岳佛教救国协会”,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。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,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,奔赴抗日战场,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,而丘赞不同意,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,彼此争执不休,便请周总理“裁决”。第二天,周总理来到上封寺。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,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。谈话将要结束时,丘赞请周总理题词,周总理没有推辞,接过笔默想片刻,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“上马杀贼,下马学佛。”丘赞望着题词,沉吟了一会道:“弟子斗胆请教,先生题词‘杀贼’与‘学佛’联系在一起,于教义是否相符?”周总理笑着解释说:“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‘杀贼’。不杀除烦恼之贼,就成不了阿罗汉。我写的是‘杀贼’。不是‘杀人’,这个‘贼’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。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,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,怎么普渡众生?这是善举,杀贼就是为了爱国,也是为佛门清静。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,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。抗战就是杀贼,杀贼就是抗战爱国。”周总理把“杀贼”与“学佛”紧紧联系起来,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,接着又把“杀人”与“杀贼”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,将“杀贼”提高到“普渡众生”、“善举”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,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。真是步步为营,循循善诱。丘赞听后激动地说:“周先生真是博学,精于教义,通晓佛理。我明白了,只有上马杀贼,才能下马学佛。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,手持戒刀,上马杀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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