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《贝西斯达的天使》,是美国第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。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,很少提到恐怖的病因。“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者的朋友,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,要耐心对待。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。我们是坚强的人,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:以毅力、忍让、宽宏的心同情他们,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,用和颜悦色,轻声细语对待他们。他们说的话令人生气,就像在刺痛你一样,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: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,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!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。”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: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,贯叶连翘的顶部,以及治疗疯狂的药物,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——“使用活燕子,切成两段”;“剃光头发,用蒸汽薰”和“四盎司褐色的糖浆,混以合适的溶剂,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”。
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,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“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作用”的能力。他断言,当“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,就成了放纵,必须避免;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,还会伤害体质”。他以清教徒的传统,建议清心寡欲——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——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。这种基督教的观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,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。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,美国狂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。美国是发生“狂热厌食症”最多的地方,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(通常还有睡眠)而绝食,把自己饿到生病甚至死亡: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“饥饿的完美主义者”。
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,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,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。这时候,忧郁不但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,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。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,上帝的本质是明显的,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;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的异化,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。康德认为崇高总是“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”。在这个时代,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。在过去,很久远的过去,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,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,也就失去了无法挽回的喜悦。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——不只是年老,不只是力衰,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。这是个歌德写出《浮士德》的时代,他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:“你真美好!停下来吧!”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、万劫不复。童年重现了天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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