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不敢写。”
解缙沉默片刻,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:“不敢提笔。”
董伦抬起头,认真地盯着这个弟子。
“才高八斗,一心钻营;今日之我,早非昨日。”
听着老师对自己的批语,解缙唯有苦笑。
今日面临抉择,内心惶然,举目四顾,竟然是无一可信之亲友,最后又奔于恩师府上,以求个决心,他还能说什么呢?
人这一辈子,总有那么几次艰难抉择的时候。
在这种时刻,内心中最软弱的地方就会充分暴露出来,不敢自己做决断,不敢对自己的未来负责,整个人患得患失。
董伦当然清楚解缙现在的情况,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子了。
解缙不是一个能自己做决断、拿主意的人。
他需要有人在前面给他引路。
否则他的野心与他的视野、能力完全不匹配,自己只能瞎撞撞破南墙,继而一头栽到黄河里被淹死。
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典故。
对于吏治之风这个问题,解缙十五年前的态度,是与现在完全相反的。
洪武二十一年四月,解缙陪同朱元璋游览,献《大庖西封事》,这篇策论文章,可以说很好地反应了那时候解缙传统士大夫的思想,解缙因其名动一时。
文章开门见山,开篇的“无几时不变之法,无一日无过之人”、“未闻褒一大善,赏延于世,复及其乡,终始如一者也”,即指出老朱治理天下过于严刑峻法,且总是搞榜样人物的问题,对于吏治和刑罚,解缙的建议是“自今非犯罪恶解官,笞杖之刑勿用”、“夫罪人不孥,罚弗及嗣”、“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,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”。
只能说,解缙没掉脑袋,是那天老朱心情好。
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谏老朱简化法令,不要滥施刑罚,对士大夫要好一点,也就是两宋传承下来的那套“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理论,认为君王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,君王尊重、礼遇士大夫,能为士大夫发挥自身才能建设国家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,而当时的解缙,则认为治理底层百姓只需要通过减轻赋税,多建学校,用诗书礼学就能宣沐王化,继而实现天下大治。
那时候的老朱看着解缙什么都没说,只是让这小子赶紧从自己眼前滚。
十五年后,解缙也终于明白了当年白发苍苍、眼神狠辣如恶虎的洪武皇帝,为什么会忽然用那种夹杂着“怜悯”和“同情”的眼神看自己。
一路走来,他明白了很多道理。
君王与士大夫不是共治天下,而是此消彼长又无法彻底消灭对方,所以不得不共存。
皇权对士大夫好一点,换来的不是吏治清明,而是大概率吏治糜烂,蹬鼻子上脸。
治理百姓减税是没用的,根源问题在于基层胥吏,皇权不下乡,减多少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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