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固原、临洮、延绥各镇边军相继哗变,大批陕西籍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。然后,这些有军事经验的逃兵,纷纷回乡拉起队伍,各占一处穷乡辟壤,落草为寇,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星火燎原之势。
面对急剧糜烂的西北局势,大明朝廷终于开始反应过来,先是派人招抚,企图和平解决陕西问题,而陕西流民最初也都顺从受抚——这些关中汉子虽然平日里偶有好勇斗狠,却非大恶之人,只是旱灾连年,田地里难有半分收成,地主衙役却还要催租子和赋税。众人没了吃食,只得依着求生的本能,四处攻杀以求活命。眼下既然朝廷前来招抚,貌似有了活路,饥民们自然也就放下兵器,纷纷准备重新去当良民了。
但问题是,吝啬的北京朝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粮来善后,名曰招抚却又无粮赈灾,而天灾也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,饥民在被招抚之后,该怎么饿肚子还是怎么饿肚子,于是纷纷感到自己是上当受了骗。
与此同时,因为袁崇焕的开门揖盗,导致了长城防线崩溃,京师被围的“己巳虏变”。为了应对后金军的长驱直入,朝廷在惊慌失措之下颁发了天下勤王令,强行将数万精锐西北边军从山西、陕西调往京师,陕西巡抚刘广生无奈之下暂停剿匪诸事,急忙率领亲军赴京勤王,结果造成了陕西的兵力空虚。
于是,无数“已降”的饥民流贼趁机再度举旗叛乱,小股流贼或明或暗割据层峦沟壑之间,一旦官军来剿就四处流动,如水银泄地,难寻踪迹。大股流贼因为陕西无粮可抢,开始越过黄河杀入山西。继而又向河南、北直隶甚至山东不断渗透,一边避免跟官军正面交锋,一边展开避实就虚的运动战。
到了这一步,招抚之策已经无法进行下去,朝廷改用剿杀策略,到处镇压民乱。此时的流民军还很弱小,组织更是涣散,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,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。但是由于流民军分布广泛,数量众多,而且流动性大,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流民军的失败,都无碍大局,改变不了日趋恶化的战局。接下来发生的裁撤驿站事件和新一轮边军哗变,使得大量的失业邮差(例如李自成)和边塞逃兵加入到流寇的队伍之中,进一步壮大了西北流民军的队伍。
但明朝毕竟树大根深,不是轻易能扳倒的。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,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,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乱局——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,手狠且心黑,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,对于西北乱民如麻的糜烂时局,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:杀!把人都杀光了,天下就没事了!
崇祯四年上半年,洪承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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