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李润石同志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陈绍宇取得了一致,但他那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政治路线,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。
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,开始全力贯彻四中全会精神,这帮子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,实在看不惯李润石祝玉珍等同志推行的积极防御战略,李润石同志性格又非常刚烈,据理力争,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。
矛盾在1931年11月份爆发,在赣南会议上,李润石同志被撤销了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,他那一条政治军事路线也被全面否决,成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游击主义”、“富农路线”等的总头头。
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认他这个“党代表”、“总政委”和“李主席”国民党又特恨、最怕他这个“匪首”、“贼酋”才给了他一个“加里宁”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,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候补委员的虚衔。
而陈绍宇到了莫斯科之后,也以环太党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,成立中革军委,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。
这样一来,李润石同志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,虽然不当总政委了,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,李润石同志此时还参加,毕竟他的军事指挥才华,大家都非常认可。
到了12月,吴冠生同志进入中央苏区,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,吴冠生同志对自己的军事才干有些不放心,所以李润石同志还可以参与红军的领导,但很明显他不再是当家作主的角色,吴冠生同志作为中央局常委、军委书记,他才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真正的头号领导。
就这样,用了一年多时间,中央逐渐加强和控制了江西苏区,并一步步将江西苏区的负责人李润石同志架空。
相比于中央对李润石同志尚算客气的做法,张特立在31年4月进入鄂豫皖之后,做法就大不相同了。
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,鄂豫皖红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,下辖四个师和彭杨军校。
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,在正规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进展,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,特别让人震惊的是,存在相当多的欺辱妇女行为,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,此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。
更夸张的是,红军与苏维埃尚未建立亲密的联系,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,到处都有欺负地方妇女的事件发生,还有少数女子以为拥护红军、解决红军生理问题,是她们的唯一要务,一些地方苏维埃干部也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、参谋长睡觉。
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,地方干部中同样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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