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毕竟是文化交流,不涉及政治层面,就算是出了问题,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
行政院经过了讨论之后,最终还是认同了秦铮的意见,而秦铮又推荐了两个人选,严复和辜鸿铭。
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,其他有的远在海外,如康梁,有的则还没有成长起来,只有严复和辜鸿铭正当盛年,而是都有外国留学的经历,均成绩优异,可以说是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、中西文化造诣精深。
严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,政治思想偏重于维新,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大量的西方优秀进步学术著作译为中文,介绍给现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学人,让人们了解欧洲的学术思想,开拓视界,增长见施,可以称之为“文化输入”,并且首先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信、达、雅原则,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有重大影响,虽然在学界有人对此持异议,一直到元老们的个时代,这个原则依然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。
而辜鸿铭尽管也精通西学,但在学术上却推崇儒家学说,尊崇孔、孟,对欧洲文明多有批判,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,至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译成西文,使西方人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老的固有文化,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可称为“文化输出”。辜鸿铭在欧洲学界声望颇高,在旧时空里,欧洲学界曾流传一句话: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,但不可不看辜鸿铭。
当然,秦铮推荐这两个人,也是有认真的考虑。这两人主要居住在上海,对华东**的态度,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。不过相比之下,严复要比辜鸿铭更早认同华东**,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,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,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,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,回国之后还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,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“洋文正教习”“北洋水师学堂总办”的职务,北洋水师的大部份将领都可以算是严复的学生。
正是由于严复是军人出身,因此尽管他不认用华东**的政治理念,但对华东**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赞赏,华东**占领上海之后,严复并没有离开上海,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离观察华东**的治理能力;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的研究华东**的治国理政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的理念,而经过了认真的研究之后,严复不得不承认,虽然华东**的制度也许并不算完美,但和清廷比起来,确时是胜强千万倍了,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诸国相比,也并不逊色。
在这个时候,严复在心理上其实己经认同了华东**,只是传统的政治道德,以及对清廷还残留的少许忠心,阻碍了严复彻底倒向华东**。
但远东战争的胜利,彻底打消了严复最后的犹豫,毕竞胜利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,由其是对严复这样军人出身的学者,战场上的胜利是最容易打动他的。而只到这时,严复才彻底认识到,清廷己经无药可救,只有华东**,才能使中国真正完全富强起来,并不再受别国的欺辱,因此这时严复才在和别人的书信、友人的交谈中表示了自己对华东**的认同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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