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的政治特权,在商业竞争中无疑是占了极为有利的位置,二来洋商的资本雄厚,而且有统一的组织,在必要时候,政府都会提供帮助,而中国商人基本都是单枪匹马,朝廷不仅不支持,反而还会落井下石,背后使拌子,因此既使是在公平竞争中,也极少有落败的。
最典型的商战例子就是在光绪八年(1882年),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外商进行的生丝大战,耗银2000余万两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,导致自己的资金链断裂,而这时清廷不仅没有给胡雪岩足够的支持,反而纵容上海道台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,各地官僚又竞相从胡雪岩开办的钱庄中提存款,造成挤兑,结果令胡雪岩旗下的钱庄纷纷倒闭。而清廷又下旨将胡雪岩革职,并密查胡雪岩资产,以备抵债,致使胡雪岩负债累累,彻底破产,最终郁郁而终。
当然这个时代的中外商战,中国也不是没有胜利的例子,就是盛宣怀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,英国太古、怡和、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,联成一气,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的手段,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。这时盛宣怀背后的李鸿章果断的给了轮船招商局有利的支持,筹借官款、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保障轮船招商局的业务,结果旗昌公司反被挤兑破产,太古、怡和等公司也不得不与招商局妥协,签订齐价合同,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少有的商战胜利。这也说明在与外国进行商业竞争时,国家的支持是何等重要。
只不过这次商战只是一个特例,而盛宣怀这样能够得到官府全力支持的机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从总体来看,中国商人在和外国商人的竞争中,基本是呈一边倒的失利,因此在这个时代里,中国的民族资本只能在外商的垄断中艰难的生存,根本无法发展壮大。
这时李松晨又道:“洋商并不可怕,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,只要各位能够团结起来,一致对外,打败洋商根本不成问题。难到各位就甘心这样一直被洋商压制,不想扬眉吐气吗!”
到了这时有一部份精明的商人大体己经明白了华东政府的用意,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筹备战争需要的物资,而是统一上海的商界啊,因为按李松晨所说的这样规则,就算战争结束了也只用小调整一下就仍然可以继续运行下去,看来海外华人的野心可不小啊!于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飞快的计算,如果自己加入海外华人成立的这个军供联会,会有多少得失。
其实类似的商会组织,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,各地方都组织成立过商会,不过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施行抑商扬安政策,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,商会组织要么依托帮会势力,干脆自身就是帮会,但这就成为官府打压的对像,难以做大;要么只能依附于官府,但这就要受官员的更替影响,难以維持长久,而既使能够維持长久,也没有自主的能力,往往成为官员们的为自己敛财或营造政绩,甚致是打压异己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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